本文刊发于2017年6月16日《常德晚报》9版，作者：解黎晴。

夏天骤降暴雨停歇后的良辰重访仙源，徘徊在桃花坊外，八仙亭边，五柳湖畔。

五柳湖，因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而得名，镶嵌在桃源山与桃花山的衔接之处。湖岸迂回，周可行车。熏风吹拂，桃源山和桃花山的倒影在五柳湖心依依偎偎、缠缠绵绵……其实，在明代以前，桃源山比桃花山享名更盛。

南朝宋永初二年（公元421年），大诗人陶渊明写下千古杰作《桃花源记》，桃花源自此声名鹊起。走进唐建中二年（公元781年）的时空，桃花源以道观为主的建筑群已具一定规模，并有“仙人渚”（瀹鼎池）、“桃花穴”（桃源洞）、“石梁”（遇仙桥）和“丹灶”（炼丹台）等灵迹。唐人狄中立所撰《桃源观山界记》称，当时由官方确定的山界为：“东西阔七里，南北长九里，东至厮罗溪五里，西至水溪二里，南至嶂山四里，北至沅江五里。”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于桃花源范围的历史记载。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《洞天福地记》亦云：“三十五洞桃源山，周回七十里，名曰白马玄光之天，在朗州武陵县。”“其首山曰‘桃源洞山’，群峰环拱，气势雄秀”。始于晋代的桃花源和陶潜笔下的古迹原址，在唐代进入最初的兴盛时期。

从宋开始，道教尤盛，桃花源的道家建筑更为滥觞。淳化元年（公元990年）朗州官奉诏在桃源山修建五百仙人阁，竣工后命名为“望仙阁”。政和元年（公元1111年），权发遣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庄奏度龚元正为桃源观道士，营造梵宇，“千根柱头落脚”“跑马关山门”，使桃花源一度成为天下名山。山水植被也被保护和培植得格外秀美丰腴，这既得益于日渐繁荣的桃花源文化，又丰富了桃花源文化。

在元代短暂的近百年中，因朝廷不重视文化和宗教，桃花源不仅没有得到修复和开发，反而被兵燹毁为一片废墟。

明中叶以前，桃花源以道观为主的建筑群多集中于桃源山一带；明中叶以后，始渐向桃花山内移、扩展。其后一些道士或募化自筹或求官方赞助，庚修续建大小道观。至弘治十四年（公元1501年）的100多年间，这些道观几度圯毁，而历任住持道士又几度修复、兴建，使桃花源仍葆有三清龙虎殿、法堂、官厅、众神塑像、山门及清风桥等道教建筑、设施及风水物志。从万历三年（公元1575年）湖南巡抚赵贤重镌刘禹锡所题“桃源佳致”碑起，至明末的60多年中，不少朝廷命官先后在此亲建、督建或倡建八方亭、灵仙之府、黄闻阁等。万历三十七年，湖广巡抚郭显忠开石崖四十丈建大士阁于桃花山顶，这是佛教介入桃花源之始。从整个明代桃花源的修毁兴废来看，始建于晋代的桃花源和已问世千年的《桃花源记》彰显了名胜古迹和惊世杰作的文化穿透力。

继明代桃花源道教文化面纱的“薄”化，历经清代260多年，桃花源的陆续修复虽在规模、气势、氛围和色彩上均远不如兴盛的唐宋，但这一时期的开发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——历代以道教文化为宗转向以陶潜文化为主，忠实地按照《桃花源记》中寄寓的文化政治理想，培植和滋养桃花源这处古迹胜地，使其产生出新的文化生命力。整个清朝，上自提督、巡抚、参政，下至知县、候官、邑人，先后重建兴建靖节祠、集贤祠、伴霞亭、方竹亭、关圣宫、桃川宫、桃川书院等多处建筑。乾隆皇帝咏叹抒怀的《拟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》和《拟渔朗复至桃源不复得路》两首诗，以及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知县麻维绪在集贤祠内刊刻陶潜、刘长卿、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、张旭、韩愈、刘禹锡、王建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等14位大诗人题咏桃花源的诗文多篇，亦丰富了陶潜文化。光绪十四年（公元1888年）知县余良栋上任伊始，因见靖节祠迭遭暴雨和冰雹袭击而呈颓势，便缘山布置亭阁，按《桃花源记》中之雅意名句题名为问津亭、穷林桥、延至馆、水源亭、桃花潭、豁然台、寻契亭、高举阁、既出亭、向路桥等。

民国三年，知事杨瑞鳣（字集三）在桃花观修复落成之时，邀县内士绅宴集于“古隐君子之堂”，称觞赋咏，精选《洞天唱和集》中较优诗文及古人名作勒石20多方嵌壁，使桃花源蕴涵和流传千年的陶潜文化特色得以延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桃花源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。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，经过三期大规模修复、开发，桃花源牌坊、渊明园、桃花湖、刘禹锡草堂、水府阁、桃川上宫、天宁碑院、悠然园、忘岁园、秦人居、余荫堂、千米竹廊、自乐桥、奇踪馆等20多处体现陶潜文化内涵的景点景物相继告竣，首次形成桃仙岭、桃源山、桃花山、秦人村四大景区的格局。在此基础上，又经如今的闭关修炼，展现出秦溪（桃花源之“源”）、秦谷（桃花源之“形”）、秦道（桃花源之“径”）和桃花山提质（桃花源之“魂”）、桃源山改造（桃花源之“境”）、五柳湖扩容（桃花源之“表”）以及桃花源古镇的兴建与故渊湖疏挖（桃花源之“气”）等焕然一新的景观面貌。

桃花源，高士、奇文、桃花、渔村、长河、落日——千年寻觅的梦中家园！